中国哲学的未来 | 牟宗三
中国哲学的中心是所谓儒、释、道三教。其中儒、道是土生的思想主流，佛教是来自印度。而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道德宗教，重点落在人生的方向问题。几千年来中国的才智之士的全部聪明几乎都放在这方面。“生命的学问”讲人生的方向，是人类最切身的问题，所以客观一点说，我们绝对不应忽略或者轻视这种学问的价值。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称为心性之学。
三教的发展是源远而流长，根本未尝停滞。要说停滞也只可说在明亡以后的满清三百年。可惜西方的学者大都不明此点，以为先秦既是中国哲学发展至高峰的时代，那么这高峰下降至两汉便是平地，即是说：中国哲学至汉代已停顿不前了。汉代哲学既无甚精采，以后更不用说了。西哲首先作如是观的德哲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在他震撼世界的名著“西方文化之衰颓”(一九一八年出版) 中，以他首创的文化循环断灭论，说中国文化生命的黄金时代只是春秋战国，至于秦汉以后，便以神魂全逝。(参看美人葛达德F.H.Coddand及吉朋斯 P.A.Gbbons二人合著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 。即不持斯宾格勒的文化观的，也大都以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其文化生命已停滞了，并无精采可言。文化生命既停滞，哲学思想自亦无生气可说。若果真如此，则二千年来的历史完全是空白，非历史的历史。黑格尔即如此说。他说东方文化是文化的儿童期，他又说东方世界只知一人是自由的。他的论点，不专指哲学言，当然黑格尔亦是不承认中国有哲学的。这是他的专横鄙陋。这且不言。他的论点是总持以观，而重点是落在政治形态上说的，是就政体与法律说。从这方面总持以观，当然黑格尔所说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从政治形态方面而作的总持与笼罩并不真能连其中的艺术、文学、道德、宗教、哲学，一起压缩下去，而统统贬损到停滞无生气的境地。希腊文化，亦没有发展到黑格尔所说的日耳曼世界的程度，他说它是青年时期，只代表美的自由。然而希腊哲学确有其高度的成就，有其永恒的价值。它永远是西方哲学之母。所以哲学自是哲学，一般的政治、法律、社会、自是政治、法律、社会。两者并不必卷于一起而同其命运。哲学可独自发展，道德宗教生命的学问亦可独自发展。佛教是与政治无关的，道家虽有关，然而是消极的。只有儒家向以内圣外王并举，对于政治是有积极性的。然而他的内圣之学仍有其独立的问题与独立的发展：即在外王方面，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形态仍然是儒家所痛心疾首、焦苦思虑的问题。虽未能得其畅通之道，然并非停滞混噩，无所用心。即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生命也总是在跳动酝酿的。那里是如一般人所想象：二千年来完全是停滞无生气? 关于这方面的症结，以及黑格尔的论点，我曾详言之于的“历史哲学”及“政道与治道”两书。本讲辞不牵涉这方面，只就心性之学这生命的学问说。
我们应当严正地指出：明末以前二千多年来中国的三教所代表的文化生命，不但在发展成长的过程中未有停顿，而且高潮迭起。不错，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中国哲学似无价值，特别是两汉以后的哲学，因为中国文化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似乎比先秦哲学更无价值，更易被人忽视，被人诅咒，但是，这种论调是似是而非的，它的根源在于近人的偏鄙。他们一睁开双眼，便仿佛除了科学和民主，什么都看不见。一切的道德宗教，彷佛都变为隐形的了。其实，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的重要，是人所共知的，很少人会愚蠢到认为中国不需要科学与民主。然而，人类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与学问，比科学民主对人类更为切身的，那就是正视生命的学问，即是上面说过的心性之学。中国人在先秦始创了儒、道两家的心性之学。两汉之后，心性之学发展得精彩层出。不但先后在魏晋和宋明两时代分别地把先秦的道家和儒家大大地发展推进，而且在魏晋与宋明之间的南北朝隋唐时代复摄受并且发展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三教一直在此起彼伏的状态中，或在沉静玄默的酝酿，或在有声有色的显扬著。整个来说，是毫无间断的，可以说是一个大酝酿，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显扬。显扬是就当代说，酝酿是就未来说。从大酝酿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晚成的大器。大器所以晚成，就是由于长期的积蓄与考验。中国哲学的积蓄是极丰富的，中国哲学所受的考验是极为频繁的。然而，中国哲学长期的大酝酿使人不能不承认它具有一大本事——经得起任何的挫折与苦难。抗日时代一个日本人曾说中国好此一个大海蜇，它的皮厚而韧，刺它一千锥子，它好像无反应。但见它在怒海狂涛之中浮沉翻转，而它的生命始终未衰。不错，中国民族具有坚忍不屈的民族性，近代日人领教了，将来必有他人领教。但是坚忍只是中国民族性的一方面，坚忍只在抵抗侵略捱受灾难之时显出，是消极方面的事；而在积极的进取方面，中国民族具有独特的优点，那就是消纳外来思想外来文化的高度融摄能力，从而我们亦可说中国是一个大海绵，彷佛对什么都能吸收接受。试看人类的历史，有那一民族真能如此? 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正好比长江出三峡。弯弯曲曲好像总在郁闷着。然而实可说是大酝酿。一出三峡，便直通大海了。
明白了中国哲学发展至明未才有停滞，现在让我们回顾两汉以后至明亡的中国哲学。首见，魏晋名士的清谈，把道家思想发展至极高的境界。虽然魏晋时代政治腐败，然而在道家玄理的发展史上，可谓黄金时代。名士谈玄所显的精采，为后世任何年代的人所不能企及。平心而论，道家思想是生命的大智慧。近人向声背实，以近世功利主义的立场看它，便难免误以为它无价值。其实一切人生智慧人生学问都有价值，只因人是人，人要生活，更要生活的方向。魏晋以后的南北朝，在政治上确是糟透了。北朝统治者是胡人，为夷狄，南朝更为糜烂。幸而此时期的文化生命并未断灭。因为印度传来了佛教。南北朝整整数百年便是用于对佛教的接受和酝酿，酝酿至隋唐才达到最高峰。从消纳佛教，最可看出中国人智慧的精彩。功利主义者的心目中，佛教的人生智慧当然无价值。这看法的错误，是不待多言的。
魏晋的道家玄理与南北朝隋唐的佛学玄理，是中国玄学中最精彩的。魏晋玄学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弼、向秀、与郭象。王弼死年二十四，而他在玄学上的造诣，在中西哲学史上都极难找得敌手。他所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最能切合原意。他所注解的易经，亦有划时代的价值。他扫清了汉人的象数，独辟简洁精微的义理途径。向秀、郭象的注解庄子，亦独铸机轴，大畅玄风。思理既精，文字亦美。南北朝隋唐的佛学玄理方面，首先有讲般若的僧肇，他也是年青即逝的哲人。他的杰作“肇论”为典雅的骈体文，谈佛理极为莹彻高圆。因此为它作疏的人甚多。中国佛学的第二个大人物是竺道生。虽然他讲的是佛教，但是具有孟子的灵魂。正如孟子在儒家人物中首先提出人人皆有四端之心，皆有良知良能，为人的成圣成贤发掘了先天的超越的根据，竺道生亦“孤明先发”，在佛学人物中，首先大胆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顿悟成佛，为一切众生成佛提供了先天的超越的根据，并提供了实现成佛的途径 ——顿悟，大开中国佛学圆顿之教之门。僧肇讲般若，代表中国佛学般若一系，而竺道生讲涅槃，又代表中国佛学涅槃一系。至隋唐，中国人自创了三个极具代表性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天台宗的开山祖是慧思，而大成于智顗，即隋炀帝所赐号曰智者的。智者大师真了不起，在谈心性的智慧方面，在融会消化佛教方面，其学思的地位真是上上的高才大智。他的“摩诃止观”真是皇矣大哉的警策伟构。西方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古的圣奥古斯丁、圣多玛，与及近世的康德、黑格尔之流，在其学术传统中，都未必能有他这样的地位与造诣。而且，在修持践履方面，智者大师又是“安禅而化，位居五品”。当时称之为东土小释迦。可见其境界之高与声望之隆。西方哲人往往智思精严卓特而品德卑陋庸俗。此亦足见东西哲学之不同。华严宗的贤首，地位正如天台宗的智顗。他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言十玄门。即从哲学上讲，亦是最高的玄思玄理。这是中国和尚从消化佛经而展开的玄理，并不是印度原有的。这岂不是上上的哲学智慧? 至禅宗，中国佛学发展至最高峰。禅宗的六祖慧能，便是辉煌奇特的人物。重要的，是他特别注重本心真切的顿悟。轻视本心以外的文字、偶像与仪式。其直指本心的独到之处，甚似孟子。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的灵魂，在中国佛学人物中，先后得到两次的复苏或再现。第一次是竺道生，第二次就在禅宗的六祖慧能。换句话说：竺道生是孟子灵魂在后世的第一步(次)化身，而慧能是孟子灵魂在后世的第二步(次)化身。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玄理佛理发展的黄金时代。这种学问与科学民主均无关，而且在西方亦找不出这种学问，难怪西方人忽视或蔑视它。然而不管它的价值如何，起码我们不能赞同斯宾格勒的说法，因为东汉末至唐一直是道、佛两种玄理先后相继大显扬的时代，那里有文化生命停顿之说呢?
佛学发展至唐代的禅宗六祖，已经酝酿烂熟到无可再发展的阶段，加上复杂的因素，宋初便有理学的出现。理学被后人称为新儒学(Neo- Confucianism) 。这是由于它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新阐发之故。理学大家周、张、程、朱、陆、王等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与西方的大哲学家相比是毫无逊色的。而且，他们的成就，是超越哲学家的，哲学家的成就只在逻辑的思辨、理智的游戏(Intellectual play)上显精采露头角便够了。西方哲人大多如此。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论叔本华一章里亦不免衷心一叹：“除了对动物仁慈之外，很难在他(指叔本华)的生活里找出任何具有素德的证据……。在其他一切方面，他是完全自私的。一个深切地相信制欲与放弃这种美德的人，竟然从来未有尝试把自己的信念附诸实行，那是难以相信的事。”(It is hard to find in his life evidences of any virtue exceptkindness to animals…. In all other respects he was completely selfish. It is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a man who was profoundly convinced of the virtue ofascetism and resignation would never have made any attempt to embody hisconvictions in his practice.) 叔本华的确如此。许多西方哲人私生活的庸俗不下于叔氏。即罗素本人亦不能自外。罗素这话点出了西方哲人品德上的弱点，从而亦可从反面映照出中国圣哲既哲且圣或者中国贤哲既哲且贤的优点。我们可以套用罗素的语言，说：典型的中国哲人，就是毕生尝试把自己的深切信念贯注入全部行为的哲人。(All typical Chinese philosophers are philosophers who have beenthrough out their lives attempting to embody their profound convictions in the whole practice.) 理学家可敬可爱之处在此，儒家人物可敬可爱之处在此，一切圣哲贤哲可敬可爱之处在此。理学家都具圣贤型的人格，他们除了智慧高之外，还有极为强烈的道德意识。程朱一系的人物如此，陆王一系的人物亦如此。陆王一系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刘宗周(蕺山)，便是当明亡之际绝食而死的，从而亦可见他们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
以上是中国自魏晋至明末学术生命的大概，从此可见三教此起彼伏式的发展使二千多年的文化生绵延不断。可惜清代三百年，由于满族的高压，学者被迫研究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考据学。民族的慧命窒息了，文化的生命随之衰歇了，二千多年的学统亦亡了。所以清代三百年是中国民族最没出息的时代。在明亡之时，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仍很优越，西方在十七世纪以前，无论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均不及中国，至少并不高于中国。可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艺术大大地发展了。瓦特 (Watt) 发明蒸汽机，开出技术科学，掀起工业革命。牛顿以前西方科学是纯理科学，此时又有技术科学的新发展，于是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至今西方科学早已取得领导世界的地位。政治方面，有人权运动。宗教方面，有宗教改革。可知十七世纪后的西方在文化各方面，都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是一个开展畅通的时代。反观中国此时，沉沉昏睡，民族生命歪曲了、哀弱了，逼使考据学得到畸形的发达，而文化生命亦歪曲了、迷失了。因此，在清末西方列强相继侵略之时，显得不堪一击。中国的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正当出路是在活转“生命的学问”以趋近代化的国家之建立。中国第一次面对西方，是在南北朝隋唐时代，面对的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中国说，印度亦可说属于西方) 。而现在第二次面对的是西方的科学、民主、与基督教的文化。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是近代化的国家之所以为近代化者。我们须本著理性、自由、人格尊严的文化生命来实现它。科学，须有求知的真诚来引发。这两者虽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于西方，然我们之作此，严格言之，实无所谓西化，尤其无所谓“全盘”。就算是因它首先出现于西方而属于西方，亦只算是先进后进之别，我们借鉴它，学习它，仍然是各自作各的本份内的事，不能算是西化。中国人并非没有科学上的智慧，只是以往没有向科学的路走。过去走的是正视生命的心性之学一路。此路走得不错。我们仍可说：求仁得仁，有何怨哉? 近代中国人研究科学的成绩总不算差。例如李、杨之获得诺贝尔奖金，可见中国人科学上的智慧并不差。平心而论，中国如果不亡于满清，那么依顺明末思想家顾、黄、王等人的思想，走儒家健康的文化生命路线，亦未始不可开出科学与民主。中国向来不反对知识的追求，求知的真诚，尤其不反对自由民主的精神。而这也正是顾、黄、王等人所要本著生命的学问以要求开展出的。可惜明亡了，使人产生无可奈何的一悲感。中国需要科学与民主，但是不可以它们来取代生命学问的地位，正如西方在科学与人权运动之外，还有宗教，这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灵感源泉。
基督教传入了中国几百年，但不见得能在中国盛行。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摩荡了许久，然而它能否如佛教一样，被中国人作极高度的融摄，那很难说。耶教将来在中国的地位，能否达到如佛教在中国的地位，讲者个人认为是很有问题的。纵使基督教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或变形，究竟由于民族心态之类的因素，看来它不会取得很高的地位。这问题是很值得正视的。中国以前曾根据传统的儒、道思想与佛教相摩荡，结果以儒道的智慧心灵吸收并且消化了佛教，今日一样也可以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与基督教相摩荡而融化基督教。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的大本，是不可亦不会丧失的。基督教自然有其精彩。凡是大的宗教都有其高度的真理性，亦皆可互相启发与补助。以前的理学家，由于受佛学的刺激，而对先秦的儒学作出深化的理解，如今的中国文化工作者，当亦可接受耶教的刺激，而对传统的三教作更深的理解。道德宗教方面如此，哲学方面当亦如此。西方哲学自民初输入，数十年来不少中国哲学专家对西方哲学已有成就。前言中国人学科学的力量并不弱。同样，中国人的哲学智慧亦并不亚于任何民族，中国人学西方哲学与逻辑的智力亦并不差。在此，我们看出了中国哲学未来的方向：
(一) 根据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生命与耶教相摩荡，重新复活“生命的学问”。
(二) 吸收西方的科学、哲学与民主政治，展开智性的领域。就哲学说，西方哲学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骨干，莱布尼兹、罗素一骨干，康德、黑格尔一骨干，永远有其哲学真理上的价值。
可是，科学与民主在任何时任何地都不可能代替道德宗教。中国传统的三教始终可以再得显扬。而且很可能由于耶教的刺激摩荡而得崭新的发展。三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积累而得的大本原、大传统，它们具有内在的“沛然莫之能御”的潜力。将来仍会是中国人思想的主流。至于科学与宗教能否相容的问题，也不难答覆。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本身，人类须要科学技术来提高物质生活，亦须要道德宗教来提高与安顿精神和心灵。谁也不能否定这点。所以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在大致上互不妨碍的，正如今日西方的科学与耶教可以相容，未来的中国社会，亦可让科学与宗教并行不悖的。假如人类同时需要两种东西，它们性质形态不同，不能互相代替，那么，人类除了让它们以最合理的方式并行，是别无他法的。这除了以民主政治保障信仰的自由外，亦须要有高度融和的哲学智慧来疏通与提撕。此乃为国谋、为学术文化谋者所必须应有的器识与容量。那里有像今日喧嚷科学民主者必欲抹煞一切道德、宗教、哲学、生命的学问，这种蛮横不讲理的衰世怪现象呢?
文章节选自《中国哲学的特质》牟宗三著
来源：转自守正创新读书会，图文版权均属原作者，如有侵权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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